西方人物銅雕塑從一開始便以人體造型為核心,人體藝術形象的變遷幾乎可以看成是雕塑藝術發展的縮影,特別是通過對相同主題的藝術作品的對比更能直觀而清晰地反映出銅雕塑藝術形象由漸進到突變的這一趨勢,由此得以把握西方人物雕塑藝術發展的進程。

19世紀之前的西方雕塑藝術總體上都屬于古典藝術，人物造型具象寫實，遵循以“對立方式保持軀體平衡”的希臘準則，追求和諧、崇高的美感，從理論根源上講是根植于模仿說，即認為藝術世界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形象的真實與否是評價作品優劣的重要標準。因此，從多納泰羅的《大衛》到貝爾尼尼的《大衛》，盡管每一尊大衛也都能體現出其所處時代的創作風格及藝術家個人的創作才能，從文藝復興初期以真人比例頌揚人體美的大衛，到文藝復興盛期具有永恒英雄氣概的大衛再到巴洛克時期具有強烈動感的大衛，但大衛始終是大衛，是那位睿智、健美的以色列王。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雕塑流派迭起，風格迥異，整體呈現出象征性、表現性和抽象性的傾向，藝術家們開始追求新形式、新觀念與新價值。羅丹作為古典雕塑與現代雕塑之間的承接者，以鮮活的形象訴說著人世間真摯的情感，他既主張要服從自然，同時又認為要歌頌自己的靈魂，這無疑為現代雕塑家們豎起了一座燈塔。因而到了布朗庫西手中，這情感得以更簡潔、純然的形式展現，可見雕塑家將形的作用提升到一個突出的位置，賦予了形式相對獨立的意義，使雕塑藝術綻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風采。當然克萊夫·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論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西方人物雕塑藝術由漸進而突變的發展過程印證了藝術史進程與人類文明進程一樣并非勻速，而是更像河流般時緩時急。隨著時代的發展，藝術家創作所受外在因素的限制越來越少，自由度越來越大，由具象寫實而抽象象征，鑒賞的難度隨之增加。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此這般留給欣賞者想象的空間卻愈發廣闊，對作品的闡釋變得更加多樣化，這也為欣賞者提供了更為自由、更具趣味性的氛圍。